上海市作家协会成立于1949年，是上海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现任主席为著名作家王安忆女士。
团结和促进上海作家进行创造性劳动，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努力发现扶植文学新人，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开展国际文学交流，维护和保障会员的一切合法权利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宗旨。
协会下设&...
团结和促进上海作家进行创造性劳动，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努力发现扶植文学新人，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开展国际文学交流，维护和保障会员的一切合法权利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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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报：来自巨鹿路675号的年轻评论家
2015-02-06 14:30:00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80后”的写作者们曾被认为是孤独的———他们很少被前辈作家、批评家们接纳、理解，相互之间也很少沟通、交流，与这个时代一样，“80后”的写作者中很多默默地在自我表述中成长。日前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上，一场年轻评论家们之间展开的讨论却让人眼前一亮：张定浩、黄德海、项静、木叶、李伟长，这些成长于巨鹿路675号上海市作协的年轻批评家们各自推出了批评集，在创作的同时将目光投向同代作家，并逐渐探索和形成了自己的批评观念。
由含糊到确定，由他人到自我
与许多初涉文学评论的作者一样，张定浩曾将目光投注于报刊、杂志的书评。但他很快发现，这种快速创作、短篇章的写作对于批评者本身的成长并无多大益处：“起先为了迎合杂志和读者，你可能会写得很油滑，而后约稿多了，你又会因为赶稿而仓促。这样的作品是速朽的，没有多大意义，于是尝试着写一些对于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东西。”
对于黄德海来说，写评论本身就是将自己零碎的思考、想法系统化、重新梳理的过程：“曾经有段时间，我写文章非常坚决，赞成、反对、喜欢和不喜欢分明，但后来渐渐发现其实是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比如那一阶段我喜欢的作者的论述、倾向的流派等。这一路，我的文章越写越犹豫，许多想法有了逐渐的变化，也逐渐清晰起来。”
这种由含糊到确定、由他人到自我，在年轻批评家的成长中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自我清洗、不断重新定位的过程，就好比项静所言：“看一本书，好像爬行一样，慢慢整理出一条线，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将自己的不自信和很多怀疑的想法慢慢堆成的文章。”
写作者所表露的，都是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当谈及评论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时，黄德海想要首先厘清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误解：“我们总以为评论家与作家所面对的世界不一样，但其实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只是观看的方式不一样。任何一个写作者所表露的，都是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由此，在他眼里，作家与批评家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也许是我所讨论的问题你没有看到，但这并非意味着我在批评你，我所表达的是我对世界的看法。一旦落笔将问题放进文字，其实就不存在具象，而都是抽象和与我们精神相关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考验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强度和精神高度。”
开始尝试文学评论时，李伟长坦言自己也曾走过不少弯路，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一个写“80后”作家生活状态的通讯。“在面对作家时，我所表述的印象多基于我自己的理解和生活状态，这导致我站在一个失败的道德立场，所形成的文字也是片面、不准确的描述。”他说，“其实评论不该是对作家的描述和刺探，如今我更关注的是能否在作品中找到我深受触动的点，把这个记录和表达出来。”
张定浩则如此表述：“作家面对的是活着的人，即使写过去，也试图将历史复活，面对每个生命具体的喜怒哀乐。”在他看来，评论家的写作颇有些向死而生的意味：“评论家试图面对的是那些死去的作家、过去的灵魂，企图复活的是那些灵魂，精神和思想———在评论家的视野里，过去和当下，乃至未来都是一体的，他所尝试的是将所有的死者召唤在一起，面对当下。”
不希望文学评论回答好坏问题
对于好的文学评论，年轻评论家们又是如何定义的？与创作类似，这种问题的回答向来是千人千面，但对于一点，在场的五位参与者一致认同：不依附于被评论作品存在而令人信服和赞叹的评论，一定是好的文学评论。“许多人会问批评家，这本书好还是坏，但我不希望文学评论回答这个问题。文学评论是自成一体的，也并非只是写给被评论作家看的，而是可以脱离作品的、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东西。”项静说。
这种标准，在黄德海看来也是个不断被重新拟订的过程。“好的标准是创造出来的，读作品和自己思考时，我也创造了标准。”黄德海说，“我所认为的评论写作过程，应该是创造标准，而不是使用标准的过程。我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把尺子，但如果我用既定的它来衡量一个任何新的东西的话，这个标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类似对于标准的重新毁立，临毕业时来自师长的教诲令李伟长至今受益。“他告诉我，如果未来想做点学问、写点文章，就要把曾学到的那些词汇、术语都扔掉———那些标准的解读和标准的词语，只会成为你的工具，而无法展现你对作品的真实感受。”
除此以外，木叶所认为的好评论，更着眼于其独特性：“好的评论，都应该是发现一些肉眼所看到东西之外的东西，也许是带有成见的，也许是另外一种谬论，但一定存在某些别出心裁之处。”
无论对于好评论的定义和标准是否存在、是否明确，对这些年轻的批评家而言，写作首先是一件快乐的事，能让他们安静和沉淀下来的事———“如果一个东西始终无法放弃的话，那就不要放弃，有机会就写一写。”在纷繁复杂的当下社会，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这对刚刚起步的年轻批评家而言，也许正如主持对谈的青年作家来颖燕所说，这是一条要走的路，而不是一个要被命名的目的地。
由含糊到确定，由他人到自我
与许多初涉文学评论的作者一样，张定浩曾将目光投注于报刊、杂志的书评。但他很快发现，这种快速创作、短篇章的写作对于批评者本身的成长并无多大益处：“起先为了迎合杂志和读者，你可能会写得很油滑，而后约稿多了，你又会因为赶稿而仓促。这样的作品是速朽的，没有多大意义，于是尝试着写一些对于自己来说有意义的东西。”
对于黄德海来说，写评论本身就是将自己零碎的思考、想法系统化、重新梳理的过程：“曾经有段时间，我写文章非常坚决，赞成、反对、喜欢和不喜欢分明，但后来渐渐发现其实是受到各方面的影响，比如那一阶段我喜欢的作者的论述、倾向的流派等。这一路，我的文章越写越犹豫，许多想法有了逐渐的变化，也逐渐清晰起来。”
这种由含糊到确定、由他人到自我，在年轻批评家的成长中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自我清洗、不断重新定位的过程，就好比项静所言：“看一本书，好像爬行一样，慢慢整理出一条线，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将自己的不自信和很多怀疑的想法慢慢堆成的文章。”
写作者所表露的，都是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当谈及评论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时，黄德海想要首先厘清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误解：“我们总以为评论家与作家所面对的世界不一样，但其实他们面对的是同一个世界，只是观看的方式不一样。任何一个写作者所表露的，都是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由此，在他眼里，作家与批评家并不存在彼此对立的关系。“也许是我所讨论的问题你没有看到，但这并非意味着我在批评你，我所表达的是我对世界的看法。一旦落笔将问题放进文字，其实就不存在具象，而都是抽象和与我们精神相关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们考验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强度和精神高度。”
开始尝试文学评论时，李伟长坦言自己也曾走过不少弯路，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一个写“80后”作家生活状态的通讯。“在面对作家时，我所表述的印象多基于我自己的理解和生活状态，这导致我站在一个失败的道德立场，所形成的文字也是片面、不准确的描述。”他说，“其实评论不该是对作家的描述和刺探，如今我更关注的是能否在作品中找到我深受触动的点，把这个记录和表达出来。”
张定浩则如此表述：“作家面对的是活着的人，即使写过去，也试图将历史复活，面对每个生命具体的喜怒哀乐。”在他看来，评论家的写作颇有些向死而生的意味：“评论家试图面对的是那些死去的作家、过去的灵魂，企图复活的是那些灵魂，精神和思想———在评论家的视野里，过去和当下，乃至未来都是一体的，他所尝试的是将所有的死者召唤在一起，面对当下。”
不希望文学评论回答好坏问题
对于好的文学评论，年轻评论家们又是如何定义的？与创作类似，这种问题的回答向来是千人千面，但对于一点，在场的五位参与者一致认同：不依附于被评论作品存在而令人信服和赞叹的评论，一定是好的文学评论。“许多人会问批评家，这本书好还是坏，但我不希望文学评论回答这个问题。文学评论是自成一体的，也并非只是写给被评论作家看的，而是可以脱离作品的、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东西。”项静说。
这种标准，在黄德海看来也是个不断被重新拟订的过程。“好的标准是创造出来的，读作品和自己思考时，我也创造了标准。”黄德海说，“我所认为的评论写作过程，应该是创造标准，而不是使用标准的过程。我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把尺子，但如果我用既定的它来衡量一个任何新的东西的话，这个标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类似对于标准的重新毁立，临毕业时来自师长的教诲令李伟长至今受益。“他告诉我，如果未来想做点学问、写点文章，就要把曾学到的那些词汇、术语都扔掉———那些标准的解读和标准的词语，只会成为你的工具，而无法展现你对作品的真实感受。”
除此以外，木叶所认为的好评论，更着眼于其独特性：“好的评论，都应该是发现一些肉眼所看到东西之外的东西，也许是带有成见的，也许是另外一种谬论，但一定存在某些别出心裁之处。”
无论对于好评论的定义和标准是否存在、是否明确，对这些年轻的批评家而言，写作首先是一件快乐的事，能让他们安静和沉淀下来的事———“如果一个东西始终无法放弃的话，那就不要放弃，有机会就写一写。”在纷繁复杂的当下社会，也许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了。这对刚刚起步的年轻批评家而言，也许正如主持对谈的青年作家来颖燕所说，这是一条要走的路，而不是一个要被命名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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