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作家协会成立于1949年，是上海作家自愿结合的专业性人民团体。现任主席为著名作家王安忆女士。
团结和促进上海作家进行创造性劳动，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努力发现扶植文学新人，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开展国际文学交流，维护和保障会员的一切合法权利是上海市作家协会的宗旨。
协会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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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薛舒创作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
2015-02-06 14:30:00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痴呆症。两年多来，作家薛舒亲历了父亲发病的全过程。她写下了12万字的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每一个细节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从完成的作品来看，薛舒的笔触所达到的地方远不止于父亲的“病”，还纠结着对即将断流的父系家族记忆的迷茫，以及对当下庞大的老年痴呆症患者群体的疼惜。她用文学的方式弥合着令人无望的“遗忘”。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评述：“作者写出了生活的希望，这值得尊重。文学更大的力量还是在黑暗和绝望之中透出那点光亮、那份温暖。”
写作是一种下意识的“打捞”
谈起如何想到把父亲的病作为素材写成一部文学作品，薛舒说，起初就是一种宣泄。“我抱着一种写日记的心态。写到一半的时候，开始觉得可以挖掘一下，于是就干脆不再按照日期来写，而是按照我的记忆当中的进展，不断把父亲的过去穿插在里面，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提出问题。”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承认眼前这个精神病症状很严重的人是我的父亲。我脑中的父亲还是我童年印象中的很强悍、很要面子，又要表现得开明，甚至有些狡猾。现在我已经接受了，这个‘傻孩子’是我的老爸。”薛舒说。
值得注意的是，薛舒不仅写了父亲的病，也写到了父亲的早年生活和父系家族的记忆。这使得她的写作与普通病者家属的记录在立意上有着明显的分野。
薛舒解释说：“写到父亲的早年，是因为我一直在想我的老爸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我想挖掘长期的心理问题的累积。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是中国人的大多数家庭正在经历的，也包括不同代际之间价值观的冲突。写到更久远的父亲的家族记忆，是因为医生告诉我，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平均寿命是5年左右。这5年时间我就看着他在远去，他在张家港老家的亲人与我们的联络也就越来越少，那种密切的走动将来不可能再有。对于从出生就在浦东的我来说，这个原本就不很接近的‘根’也就更虚远了。在写作时，这种精神和血缘上的上溯，是一种下意识的‘打捞’。”
病患群体正在走出“隐身”
似乎有一种使命感在催着她完成这个题材。“如果我现在不去写，那么很多人都会去涉及这个题材，因为现在社会上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太多了。”在她看来，交流太少，社交封闭就是隐形的杀手。“以前，无论是在村子里、小镇上，还是一个街道里，家家户户的老年人相互之间交流很多。现在，大楼里面邻居之间相互不走动，加上子女都不在身边，没有人跟老年人说话。”
作为病患家属，薛舒说，其实这些家庭与外界、与“同病者”家庭之间的交流并不多，大多数家庭选择默默承受痛苦。这也造就了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忽视。“父亲患病后很多言行举止，在别人看来甚至是很‘可爱’的，我也真的就是捡他可爱的地方说了，其实心里的难受不是亲历者不能体会。”
“我还想纠正一种偏见，那就是很多人以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是没有痛苦的，因为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不是这样。我觉得父亲随时在痛苦，因为他随时面临一个陌生的世界、一群陌生的人，而他的心智又像小孩一样，无从去理解和把握。我感觉到父亲的恐惧，他每分钟都在惶恐、在发抖。”
薛舒把这部作品视为父亲送给她的一个礼物。“在我焦虑到没办法写作的时候，就无意识地开始写他，这是我第一次写非虚构作品。也许冥冥之中他在帮助我。”
她向记者透露，《远去的人》的电影版权和电视连续剧的版权已花落有家。“据说电影是想拍成像《桃姐》那样的文艺片，可以说明一些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但他们发现很难找演员，谁来演这个痴呆症老爸呢？没有那么简单。”
写作是一种下意识的“打捞”
谈起如何想到把父亲的病作为素材写成一部文学作品，薛舒说，起初就是一种宣泄。“我抱着一种写日记的心态。写到一半的时候，开始觉得可以挖掘一下，于是就干脆不再按照日期来写，而是按照我的记忆当中的进展，不断把父亲的过去穿插在里面，我自己也在不断地反省，不断地提出问题。”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我真的不想承认眼前这个精神病症状很严重的人是我的父亲。我脑中的父亲还是我童年印象中的很强悍、很要面子，又要表现得开明，甚至有些狡猾。现在我已经接受了，这个‘傻孩子’是我的老爸。”薛舒说。
值得注意的是，薛舒不仅写了父亲的病，也写到了父亲的早年生活和父系家族的记忆。这使得她的写作与普通病者家属的记录在立意上有着明显的分野。
薛舒解释说：“写到父亲的早年，是因为我一直在想我的老爸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我想挖掘长期的心理问题的累积。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其实是中国人的大多数家庭正在经历的，也包括不同代际之间价值观的冲突。写到更久远的父亲的家族记忆，是因为医生告诉我，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平均寿命是5年左右。这5年时间我就看着他在远去，他在张家港老家的亲人与我们的联络也就越来越少，那种密切的走动将来不可能再有。对于从出生就在浦东的我来说，这个原本就不很接近的‘根’也就更虚远了。在写作时，这种精神和血缘上的上溯，是一种下意识的‘打捞’。”
病患群体正在走出“隐身”
似乎有一种使命感在催着她完成这个题材。“如果我现在不去写，那么很多人都会去涉及这个题材，因为现在社会上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太多了。”在她看来，交流太少，社交封闭就是隐形的杀手。“以前，无论是在村子里、小镇上，还是一个街道里，家家户户的老年人相互之间交流很多。现在，大楼里面邻居之间相互不走动，加上子女都不在身边，没有人跟老年人说话。”
作为病患家属，薛舒说，其实这些家庭与外界、与“同病者”家庭之间的交流并不多，大多数家庭选择默默承受痛苦。这也造就了人们对这个群体的忽视。“父亲患病后很多言行举止，在别人看来甚至是很‘可爱’的，我也真的就是捡他可爱的地方说了，其实心里的难受不是亲历者不能体会。”
“我还想纠正一种偏见，那就是很多人以为得‘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是没有痛苦的，因为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不是这样。我觉得父亲随时在痛苦，因为他随时面临一个陌生的世界、一群陌生的人，而他的心智又像小孩一样，无从去理解和把握。我感觉到父亲的恐惧，他每分钟都在惶恐、在发抖。”
薛舒把这部作品视为父亲送给她的一个礼物。“在我焦虑到没办法写作的时候，就无意识地开始写他，这是我第一次写非虚构作品。也许冥冥之中他在帮助我。”
她向记者透露，《远去的人》的电影版权和电视连续剧的版权已花落有家。“据说电影是想拍成像《桃姐》那样的文艺片，可以说明一些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但他们发现很难找演员，谁来演这个痴呆症老爸呢？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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