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下午，徐中玉先生追思会暨《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作协大厅举行。2019年6月25日，著名教育家、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中玉先生走完了105岁的人生。在先生逝世一年多后举行的这次会议，不仅是来自文学界、教育界的作家和学者们缅怀先贤、共忆师长的一次聚会，更是自前辈学人的风骨与风范中汲取精神力量的一次致敬。正如徐先生的学生、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福建社科院院长南帆的来信所说：“徐先生不仅教导我们如何治学，更重要的是，徐先生的品格是我们的示范。先生的一生完整地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在长达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徐中玉先生在抗战文论、苏俄文论、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四个重要领域的探索从未止步，所参与编写的《大学语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他也长期担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和《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主编，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身处20世纪的中国，徐中玉先生文论的一个一以贯之的主张是围绕文学与社会、国家、民族、道德、政治的联系，强调‘文须有益于天下’的积极作用和‘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批判责任。”在《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中，该书编者、上海政法学院教授祁志祥如是说。

“强烈的家国情怀、担当意识、积极入世的使命感，使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祖国命运紧紧相连。他始终关注现实，把文学活动视为一种责任和追求，力图把文学与社会时代联系起来，做到古为今用，以推动中国人文精神的发展。”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表示，“徐先生以其漫长的学术生涯，留给我们的精神学养是全方位的，我们感受着徐先生等前辈的恩泽，有责任有义务把他们的精神发扬光大，将他们的辞章传承永继。”

在写给追思会的文章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馆副馆长、作家李洱称徐中玉为“大写的徐先生”。他忆及当年在文史楼东头三楼的大教室，徐中玉先生给新生讲话的时刻：“（他）提到了华东师大中文系辉煌的历史，也提到了他与老舍先生的师生之谊。徐先生的回忆带着绵绵深情。”李洱至今记得先生当时的神态：清矍而慈样，沧桑而坚毅。在李洱看来，如今当人们提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就不能不提到上海，不能不提到华东师大，不能不提到徐先生。“80年代就是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逻辑起点。在此关键时期，刚毅方正的徐先生，在立德、立功、立言几方面，都做得极为出色。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徐先生的言行，影响了很多人，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在李洱看来，文学史虽有前后之分，有“江头”与“江尾”之别，但所有从事文学批评和写作的人，其实又都“共饮一江水”。在这一点上他与王伟的感受如出一辙：“如果我说，我们直到今天还享受着徐先生的恩惠，实在并非虚言。”

如其所言，徐中玉的成就不仅是理论意义和书面意义上的开拓，更将“生于忧患”“玉汝于成”的精神身体力行地贯彻于自己身为教育家的一生，并将这种人格力量以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诸多学子。他于1978年至1984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期间，系里涌现出了全国知名的“华东师大作家群”。孙颙、毛时安、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等以及后来入校的格非、南帆、李洱等一批青年作家在师长们的鼓励下脱颖而出，在文坛崭露头角。
 

■  追思会现场
 

如今聊到当年长篇小说《冬》的创作过程，孙颙仍记忆犹新。在1978年秋天，身为大一学生，写完小说初稿却屡次被出版社拒绝后，孙颙将《冬》投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得到了回应和邀请他去北京参加长篇小说创作会议的建议。当时系里风气相对保守，一度回绝了他去北京的请求，但徐中玉和另一位老先生力排众议帮他争取到了这个宝贵的机会，孙颙从此踏上了与文学相伴的人生。“每每想起这段，我总想到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的‘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我们那一批人中那么多人搞创作、研究，跟他们这些师长的鼓舞和支持绝对分不开。他们的人格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觉得今后应该朝他们的方向坚定地走下去。”

作为孙颙的同学，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记得的是在学校报刊栏贴出刊有自己诗作的《文汇报》后，徐中玉先生对他的勉励，“他告诉我这首诗写得很好，也写出了他的心情，可以继续坚持下去。但如果要写得好、写得深、写得长久，一定要重视文艺理论，多看点理论方面的书。他点出了我的薄弱之处，也为我指明了方向。”多年后庆祝先生80岁生日的饭后，与徐中玉一同在江边散步时，先生所说的一句话令赵丽宏铭记许久：我这辈子唯一可以自慰的，就是从来没做过害人的事，没讲过不是自己心声的话。“先生一生坚守自己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就是他的风骨和人格，世界再复杂，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清澈。”
 

■  由祁志祥编纂、徐先生的弟子、同事、后学、友人联合撰写的《徐中玉先生传略、轶事及研究》一书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叙写徐中玉先生一生生活和学术历程的传记，也是第一部全面介绍徐先生人格风范、文艺主张和学术贡献的专著。

1982年大学毕业后，如今的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每年都会在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去探望徐中玉，直到先生住院的33年间从未间断。“先生晚年失忆，对去找他的人只有两句话。一句是，你们找我有事吗？这是先生一生助人友善所形成的习惯。另一句，就是谢谢两个字。对这个世界，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说谢谢。”毛时安感慨道：“先生让我知道人何以为人，知识分子何以为知识分子。”

追思会现场，多位学生谈及了在威严的外表之下，徐中玉对于年轻学子的鼓励和包容，而这种包容，又是在一次次严谨的学术讨论中显现的。从学术观点的探讨，到论文方向和依据的酌定，弟子们眼中的先生始终是那位敏锐的智者，为他们擎起求学道路上的灯火。作为1975年生的年轻学子，吴芸茜在做博士论文时向徐中玉先生投稿并请教，得到的是先生精准的“三连问”，被问得面红耳赤的她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也在日后和先生的多次交谈中感受到了一股子“精神气”。徐先生治学的严谨、对年轻人的鼓励和提携，成为了她至今修身治学的明灯。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田兆元所说：“他的教育思想五湖四海，他的学术视野也是五湖四海，不是‘山头主义’，作为一位教育家，他身上有光芒照射着学生。”

“于私，徐先生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是‘硬’，这也是他性格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基调。但他对后辈很宽容，非常豁达，也很包容。于公，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境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表示。这种刚柔并济，也是许多后辈学子与徐中玉先生接触时的感受。虽然不直接是徐中玉的学生，却一直将先生视作自己精神和人格导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立元坦言，自己年轻时在古代文存和古诗词方面的素养薄弱，在为青年干部上课做准备时，徐中玉先生所编写的《大学语文》不仅是他教学所依据的教材，更是一次重新浸润于古典文学的学习机会。“在使用教材一年以后，青年干部们的反馈非常好。徐先生本来的目的就是通过《大学语文》提高素养，也帮助大学生提高审美鉴赏力和提高表达能力、写作能力。可以说这部教材是一代代大学生的精神财富。”

“他身上有文以载道的风范，讲究经世致用，追求世功，但不为个人，而是为了文化之功。传统的和现代的、古典的和‘五四’的精神综合在徐先生身上，锻铸了他，使他师范永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纪人的感慨，也是在场许多人的心声。“一年年过去，我们还是想到徐先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把他遗忘，像他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徐先生令人怀念。”

会议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政法学院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共同主办，多位徐中玉先生的弟子、作家学者与会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