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没有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们只能寄希望于由小型交流组成大的合唱团。”作家路内感慨。

对着一张张不同肤色、不同发色,但无一例外有点儿迷惘的脸,作家陈村干脆关照,“上海人很多,希望大家在上海玩得高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这是11位来自波兰、意大利、英国、比利时、牙买加、墨西哥等地的海外作家,因为2019上海写作计划,在刚刚过去的秋季,他们正儿八经当了两个月的上海市民。

“很感激上海写作计划,让我重新思考写作之于我的意义。”上海写作计划2019年驻市作家、俄罗斯作家图卢西娃•埃莲娜说。

作家们的窗外,有上海大妈的广场舞表演

2008年,上海写作计划迎来第一届。

来自加拿大的玛德莲·邓、澳大利亚的盖尔·琼斯、日本的茅野裕城子三位女作家成了第一批参与者。

“感谢她们注意到这个初生的‘计划’,连我们自己都没信心呢!”作为上海写作计划最重要的倡导者,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王安忆形容,“双方都带着怯意,还有相濡以沫的心情,在炎热的七月和八月的季节里,拘谨地度过驻市时间。”

第二年,来了五位作家,时间也推迟到九月和十月,天气凉爽。尽管其中一位作家因不可抗力半途离开,但写作计划还是逐渐交到了忠实的朋友。

就像水冲出闸门,事情变得顺利起来。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上海写作计划”,自2008年起接受国外作家申请,经评审后邀请若干优秀国外作家成为当年度“驻市作家”,于每年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上海生活两个月。12年来,100位来自38个国家的作家应邀驻市。他们,成为遍布全球的纽带,链接起上海与整个文学世界。

举办上海写作计划,初衷并不复杂。

王安忆曾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她认为那4个月对自己“影响巨大”,“那时我就想,中国能不能有自己的写作计划?”

“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必须有更多外国作家关注上海。”当时,作家孙颙担任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他回忆,“我和安忆说,坚持十年,一定能产生一些影响力。在不同的文学视野中,上海会焕发更多光彩。”

在上海作协努力下,上海写作计划最终成型,为来访作家提供一个了解上海作家和上海文坛的机会——他们有两个月的时间,以异乡者身份感受上海,了解上海正在经历的历史,体验上海日常生活。

开始,王安忆自嘲,在全世界“写作计划”中,“我们大概最年轻无名。”

但上海写作计划,有自己的特色——注重驻市概念,希望来自全球的作家不是做客,而有充裕时间进入上海生活的芯子里,做一回实实在在的上海人,让上海的生活经验,成为驻市作家的文学养分。

也曾尝试邀请名作家,以提高“计划”知名度。然而,面对个别作家入住五星级酒店的要求,还是忍痛放弃了。“这违背初衷,就是生活在市民中间,认识一个日常上海,而不是旅游地。”上海写作计划总协调人、上海市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室主任胡佩华说。

“计划”安排的是民居公寓,身边就是烟火气十足的上海。从窗口可以听见市声,油锅的热和香飘进来,探出头,底下是店铺、车站、地铁口;早上是晨练的人群、匆匆的上班族;晚上,大妈广场舞开始了……

有作家发现,自己对天气预报的主题曲上瘾了

一批批外国作家们,通过文学机构、使领馆、出版社推荐或作家互荐、自荐等方式,经过审核与了解、筛选,最终获得驻沪机会。

印度、以色列的作家来了,俄罗斯年轻诗人来了,说加泰罗尼亚语的西班牙诗人来了,说盖尔语的爱尔兰诗人来了,身患罕见病的瑞士作家来了,保加利亚作家带着她的歌舞来了,非洲作家带着她的鼓来了……

就像一个小小联合国,作家们在这座巨大的城市迷宫,经历着各自的传奇。

如何过马路,是所有作家的共同难题。一位以色列作家站在车流滚滚的街沿,就是走不到对岸,他困惑极了,不知道看绿灯走还是看红灯走。

一位爱好书法的匈牙利作家,从居住的西头,徒步走到了东头的福州路,许多上海年轻人都未必知道那里有许多旧书店、文具店,他买了一大包宣纸,再汗淋淋走回来。

“我在公园里学了太极拳,还读我的故事。有人用水在地上大笔挥毫中国文字,我看着地上的水渍慢慢变干。我聆听音乐,在那跳舞,在那阅读。”2011年驻市作家、墨西哥作家克里斯蒂娜•瑞斯康•卡斯特罗回忆。

“我有点对CCTV新闻和天气预报主题曲上瘾了,每天演的‘寻梦中国’节目也令我捧腹。”2016年驻市作家、美国作家丽萨•提斯利说。

两位北欧作家认定,朝东走去,一定能走到东海,迈着大步一路向前,结果走到铜川路水产市场,就当是渔人码头,方才打住,折返回头。就这样走啊走啊,有一次走进剧场,台上正演出中国京剧,又有一次走到一座古典园林,上演的却是西方现代剧……

作家们对上海、对中国,有了全新认识。“我来自人口不足500万的新西兰,简直无法想像,聚集在上海有2500万人!”2016年驻市作家海蒂•诺斯•贝利说,“上海,有着不可预测、引人深思的美。”

2014年驻市作家、阿根廷作家维多利亚•凯萨雷斯感慨,“这里海纳百川,也别具一格。上海有多种面孔,它展开双臂,向我伸出友谊的橄榄枝。”

“我有穿孔的嘴唇和鼻孔,有沉重的黄铜首饰和色彩斑斓的长裙。在上海,我受到前所未有的注视!”来自坦桑尼亚的2015年驻市作家夏洛特•奥尼尔,努力在街道上维护着非洲人的尊严,她说,“在公园里演奏了几次里拉提提琴后,即时给自己涨了点公园里的粉。”

从陌生到熟悉,从新奇到日常,作家们突然意识到,两个月太短暂。丽萨•提斯利说,“活动渐近尾声,我感受到离别的隐痛——习惯把上海当成自己家了。”

2009年驻市作家、希腊作家亚历克斯•斯坦麦提斯说,“终身难忘,希望能重新体验,回访中国。”

无功利性,让上海写作计划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

写作可以有计划吗?

有作家说,写作可以有计划,也可能没办法计划。“到了另一个城市,你想看到的,和你真正看到并想记住的东西不一样。”

并没有要求作家定时交出与上海有关的作品。“全世界相似的驻市计划,几乎都没有写作要求。文学不是功利的,创作是自发的、无法被约束。”胡佩华介绍。

除在居民小区住两个月,作家的活动还包括三场文学报告会,与上海作家座谈、访问大学等。更多时间里,作家们自行游弋,体会上海。听上去,挺散漫与自由。

对于没有特定目的、也不抱功利心的作家们而言,“上海”,是这个写作计划最有吸引力的因素。

2009年驻市作家、爱尔兰的科纳·克里顿形容,“几乎有一年我未写只言片语,刚抵达上海那一刻,写作的心弦被再次拨动。混杂着汽车、摩托车、卡车和公交车的喇叭声,交警的哨声,商店为驱邪鸣放的炮竹声,入夜,我陶醉于窗下的歌声以及男女邻居在昏暗广场里健身跳舞的音乐……”

写作是寂寞的劳动,但在陌生的地方和陌生作家相互交流,这种碰撞对远来的驻市作家或本地作家都是一次新的际遇。

“不碰面、不接触,化学反应不会发生。比起经济交流,文化交流要更复杂,也更缓慢。”上海市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作家孙甘露感慨。

王安忆曾在欢迎会表示,“功夫”“红灯笼”等单一符号让世界误读了中国,上海也在“007”等电影中,成为一个传奇但失真的舞台。要让中国、让上海真实进入世界视野,需要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来体验、书写不一样的故事版本。

“这个计划是通向伟大中国文化的一扇窗。这两个月,使我比以前更理解中国人。”2015年驻市作家,来自保加利亚的格奥尔基•格罗兹戴夫说。

“我逐渐意识到,追求和谐是中国人的一种价值观念。”2015年驻市作家、以色列作家尤迪特•卡兹迩说。

上海写作计划的无功利性,使这项每年初秋的活动,具有了更广阔、长久的生命力。

“收获”超乎预期。12年过去,这些作家们,不仅将上海故事带到世界各地,也将他们的经验汇入上海的故事……

2012年,保加利亚作家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来到上海。回国后,她将赵丽宏诗集《天上的船》和部分散文、王安忆小说《小饭店》以及孙未的三篇短篇小说翻译成保加利亚语,分享她对这些作品的喜爱。

2016年驻市的丹麦作家福劳德·欧尔森新作《辣斐德路上的克莱门公寓74号房间》,是部非虚构作品,穿插了他在上海寻访历史建筑的经历,在《收获》上首发。麦家、余华都是他欣赏的中国作家,“他们的叙事技巧给我不少启发。”

“现在我会花很多时间学中文,研学丰富的中国文化。”2010年驻市作家、瑞典作家比吉塔•林克韦斯特说。

就像水冲出闸门,12年过去,最终,静水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