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诗扬：

我先讲讲自己心目中的这本书的形象，但很可能只是一些主观的看法。这本书的整个编辑和出版流程非常流畅，其实每个节点上却又花了非常大的心思。因为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一直企图用一个形象或者一句话来概括周嘉宁想在这本书里讲什么。而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本小说这件事其实又是最反小说的行为。

然后在想书的具体呈现方式时，周嘉宁大概翻了有上百个Instagram账号，找到了这张图的插画师，这个插画师是个日本人，长相和行为都很像一个典型的周嘉宁小说人物。然后我们把这张图和文案给到设计师陆智昌，并且提供了他很多参考资料。他看了书的内容后说觉得图有点甜，所以加了一个意想不到却又情理之中的十字架，最后成为现在的样子。

这个过程，就好像是作者、编辑、插画师、设计师，试图协力登陆一个小岛那样，以不同的方式，尽量去接近这本书的核心，去给读者尽量描述在他们眼中这本书的形象。但这些描述其实只是一个邀约和一个开始，最后在这本书里能看到什么风景，是属于不同读者的自己的旅程。  

所以我先讲我的描述，再听周嘉宁会来讲她这边的证词，而最终我们期待的是读者对这本书的看法。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会说，在这本书里，周嘉宁主要写的是2000-2010年，处于转型进程中的中国大城市中青年知识分子们的精神世界状况。她描述了一个明亮轻盈的青年世界，但是又思考了不少沉甸甸的，重大的，和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想先问一下周嘉宁，为什么你的小说会选择以2000年作为起点？

周嘉宁：

仔细探究起来，我的这一批小说从时间线索上来说大概起源于九十年代的尾巴。里面写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中学里面排练庆祝会的场景，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是否还有这样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但相信所有在90年代念中学的朋友们对这样的场景都不会感觉陌生。课余时间在操场上反复的操练，演出那天天还没有亮就起床，统一的服装，统一的动作，日后再也没有其他事物可以复制的短暂的骄傲感以及结束之后短暂的失落。我在小说里描写的那一段庆典其实是1997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八月会。当时我们学校高二整个年级的同学被拉出去参与开幕式的彩排，即便多年以后再提及时，大家会质疑这种集体主义的意味，但是当时我们无疑是羡慕他们可以不用上课，并且由于申花队当时也在同一个体育场训练，他们在彩排结束后还能幸运地看到喜欢的球员。  

我这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重新读了两遍《繁花》，最喜欢并且反复想去翻阅的始终是90年代的部分，成年人所经历的90年代更具体也更意味深产，比我记忆中的时代要精彩和复杂很多。我在当时作为一个少年，更像是浅浅一瞥，稍稍领略到一点点时代的芬芳。

1998年我在《萌芽》杂志上读到一篇很长的文章，作者是殳俏，写的是她当年考复旦文科基地班的经历。90年代后半期大概是实验教育最兴盛的时期，我的整个中学时代是在一种教育改革的氛围下面度过的，我也是在各种失败的实验班里一路长大的，却因此而遇见了几位非常不一般的老师。殳俏的文章把基地班的报考写得犹如一场青春的冒险，后来我记得等到我自己去面试的时候，也是和她一样，从静安区出发，在冬天来到复旦考试。据说中文系的教授们会一字排开提问。我只准备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们问我最爱看什么书，我会说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即便后来种种实验班都宣告失败，但我确实是在那种突破规则和制造规则的教育氛围下成长起来的。   

2000年去复旦报道的时候，看到领操台后背用大字刷着：THE FUTURE IS NOT SET。再过了一年，这行字被涂掉了。但是我想我们那批学生大概从来不相信未来是可被限制的。那年的复旦是配得上“培养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这句话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句话只有在2000年世纪初的复旦有效，如今即便我心里会想起这句话，却也因为时代的变化所造成的各种歧义和过多的诠释，让我再也不愿意与任何人谈论。

张诗扬：

读完整本小说我的感受是，在这个全世界都走向保守和持重的历史进程中，周嘉宁作为小说家，在试图回到一种属于世纪初的英雄主义和乐观情怀之中，去寻求一些对于此时此地的问题的解答。想请你讲一下你所认为的世纪初的青年人所拥有的特质，以及那是一群怎么样的人。

周嘉宁：

我很喜欢2000年左右的《城市画报》，我记得我大一那年接到一个电话，城画的三个记者要来上海采访，想找一个土著年轻人带我们玩玩。我虽然是土著上海人，但当时的我年纪很小，并不知道哪里好玩，熟悉的地方只有苏州河沿岸，所以我就带着他们沿着苏州河走了一个下午，路过很多垃圾码头和棚户区，他们竟然也兴致勃勃。到了晚上他们说要去街机房玩，我从来没有去过街机房，觉得那里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但是也很有好奇心地跟着他们去了。结果他们在那里随意地认识了三个打游戏的年轻人，确定下来了采访的主题，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跟着这三个年轻人几乎吃住在一起，做了一个万字篇幅，跨了好几个页的长篇报道，关于三个打街机的普普通通的年轻人，我也因为这个关系，与他们所有人成为朋友，之后拥有了一段漫长的友谊。  

2003年《东方早报》创刊，正好是我大学的实习阶段。东早当时每周五都有一份100页的特刊，只卖一块钱。为了做这个特刊招了一群年轻人，所以我的不少朋友都去了那里工作。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是否能够想象那种情景，一群刚刚毕业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大家兴致勃勃地创办着新的栏目，栏目的自由度非常大，很多人会有一种年轻人所特有的自己在为历史写上一笔，或者正在创造某种新纪元的感觉。当时东早的办公室在延安西路的报业大楼，我实习的地方在他们楼上，是一个之后很快就要倒闭的周刊。我当时很羡慕他们，有种少年羡慕成年人干大事的感觉，我总能够在电梯里遇见他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的精神面貌和我们楼上周刊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他们大部分人都租房子住在附近，过着某种类乌托邦的生活。那会儿的编辑做什么的都有，有做音乐的，做网站的，geek，摄影师，设计师。就是一种论坛时代的实体化再现。大家玩在一起真的会有一种一起占领世界的错觉。然后也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时间都是颠倒的，觉得特别酷，又好像其实一直在玩，并且一直在创造。有一个情节我写到小说里，当时一个朋友在东早做编辑，我常常帮他写一个类似于上海地理的专栏，我们就会一起去一些奇怪的地方游荡，有一次他说想写写复兴岛公园，据说那里有一个废弃的兵工厂。但是那一个星期我们都因为玩得太高兴而没有去。等到出刊前，我们就虚拟了一篇复兴岛公园的文章，煞有介事地描述了那里幻想中的一切。结果我至今都还没有去过复兴岛公园。但是那个地方在我心里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了不起的公园。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外滩画报的朋友说她有一次虚拟了一个艺术展览，详细写了里面的作品，虚构了参展的艺术家资料。我觉得当时的媒体最好的地方在于，它留给年轻人一些空间，和一些开玩笑的可能性。

张诗扬：

你在北京发布会的时候说，世纪初那几年之后，你周围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移民潮，上海和广州的一小部分创作者向北京移动，你也是其中的一员。也讲到了你2007年遇到的朝阳音乐节，以及2008年和张悦然创办“鲤”的故事。而从更大的历史上来说，2007年是iphone发售的年份，2008年是奥运年，这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些改变也成为你这本小说集的主要质地。你接下来是不是准备了一些关于当时的上海情况的内容？

周嘉宁：

我2003年的时候给《城市画报》写过一个有关莫干山路50号的文章。2002年9月，香格纳画廊，丁乙和张恩利的画室先后从西苏州路1131号仓库（那里原来是上海饲料厂的仓库）搬到莫干山路50号，当时那里是一个很小的工业园区，每平方米每天的租金是4角。我去采访的时候园区里面的很多厂都还在，晒着工人的棉毛衫裤，张恩利的工作室旁边是金属加工厂，很吵。房东和艺术家的签约都是两年，当时整个城市都在拆房子，在那几年里整个上海感觉都是一个巨大的工地。复旦门口在修中环，我家长寿路门口在修地铁，没有人能清楚两年以后的情况。所以艺术家都只是简单刷个墙，地上抹清漆，随时准备要撤离。临时和无法固定的气氛大概从那个时候起便停留在我心里。我之后在莫干山路后面的小区断断续续住了很多年，那一片可能是上海最庞大的小区，也是《繁花》里面写到的以前的潭子湾。我是眼睁睁地看着它从一个光秃秃的新建小区，租金只要2000不到，到现在租金要将近一万块，小区里面的树木都慢慢长大了，记录着时间和变化。现在莫干山路50号被简称为M50，靠近苏州河边正在建造一个庞大古怪的建筑群，是英国建筑师Heather Wick的作品，他曾经设计过外滩金融中心和世博会的英国馆。

我在上海的活动版图曾经很大，始终在搬家，动不动就去很远的地方。记得有一次从浦东坐着卡车搬家到浦西，过南浦大桥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年轻人所特有的我们将占领这个城市的骄傲感。 

前一段时间，新世相有一个视频在朋友圈被很多人转，大致讲的是凌晨四点的上海。我对凌晨四点的上海特别有感情，于是一直没有勇气打开看，很怕看了会失望或者失落。因为二十岁的漫长时间里总觉得凌晨四点的上海是我的，是我和我的朋友们的。我想起这些的时候又从网上搜索了这个视频，结果看到一段介绍说的是南浦大桥那个著名的弯道，还配了一个镜头是转弯的时候出租车里的年轻男人因为离心力稍稍靠在女孩身上。我还是关闭了网页。那个弯道真熟悉，很多个凌晨我坐公交车或者在人民广场拼黑车从这个弯道回到浦东，在车上困得睡着了，最后会被这种离心力晃醒，睁开眼睛外面是来自江面的风，和一种非常辽阔的青春感受。绝不会让这种感受被损毁或者覆盖。    

上个星期看到熊小默在他的微博上发了一段录像叫《二十世纪男孩》，我们在2008年左右的上海有过有一段短短交集，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他和其他城市的很多文艺青年一样往北京迁徙，与我在北京居住的时间也有部分重叠。当时的整整一年里面，他每天晚上零点到三点出门拍照。长时间曝光，每张照片耗费30分钟，每个晚上只能转两次景，记录的是一段平行世界的时空。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身边的同龄朋友纷纷想起上世纪末或者本世纪初的十年里做过的事情。仿佛那些事情真的有点重要或者终于形成了某种映射。    

还有一位朋友曾经在凌晨浦东空旷的马路上拍踢足球的男孩，一直踢到天亮，作品的名字叫《从上世纪来》。后来这个作品在当年的一个展览上展出，还煞有介事地搭建了一个小小电影院，印了真正的电影票，然后展览到一半的时候被政府部门的人关了整个场地的电闸。那个时候演出也好，展览也好，好像常常碰到类似的情况，停电啊，突然被勒令关闭啊等等。大家也就平静地散场，好像都在规则的疏松间愉快自由地活着。   

嗯，这些是我的凌晨四点记忆。也会想起My Little Airport乐队的《五点去看天光墟》，唱的是想要清晨五点去看天光墟，但却找不到朋友同行。大致也是这样的心情。

张诗扬：

你在北京的发布会上说过2008年由于开始做《鲤》，在北京遇见了各种形态的年轻人，感觉自己在奥运会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参与了一种小规模的文艺复兴，这种感觉在2010年世博会之后的上海又重新经历过一次。因为你说过，2010年是你这本小说集所想讨论的时间段的终点，接下来想请你谈一下2010年的上海。

周嘉宁：

由于世博会要建造场馆的缘故，我最爱的一排泡桐树被砍了。之后我有五位朋友集资在静安别墅开了一个叫2666的图书馆。这些事情是同时发生的，一边在拆除，一边在创造。一边是庞大的不可逆的规则性摧毁，一边是缝隙里的生机勃勃。2666图书馆存在着的时候，上海整个青年文化圈的人都光顾过那里，也总有编辑带着来自各国的作家来做讲座，但它身处民宅，并没有经营许可，到了后期周围的居民非常困扰，而图书馆也经常收到来自相关部门的警告。静安别墅在那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曾经出现过很多文创类的小小单元，正符合当时初级阶段文化类青年创业者的需要，不过这一切在早几年就连同2666图书馆都因为不合法经营而被取缔了，静安别墅也重新恢复成居民区的基本模样。而我在当时选择回到上海，自然也有工作和情感的因素，却同时也明确感受到，在上海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朋友们都积极快乐，我迫不及待想回来加入他们，不想错过。

不过说起来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很多瞬间是绝不可能以任何形式被复制的。再回到2001年的北京，那天傍晚马路上的人都在匆匆忙忙往家里赶，我和同学待在地坛附近的旅馆里等着看晚上申奥的直播。其实那段记忆已经变得很模糊了，但记得那天晚上似乎全北京，全国，全世界所有人都在家里看电视。有一种既期待又肃穆的气氛。然后等萨马兰奇公布结果的时候，我的同学就已经套上衣服往门外跑了，我就跟着她跑，然后叫了车，也想不起来有没有去中华世纪坛，因为据说领导人会在那里接见市民，但我不记得见过他们，所以我可能还是直接去了天安门。出租车在长安街上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于是我们下车步行。后来这段记忆被我写在《了不起的夏天》里面。在我之后的人生中再也没有见识过这种集体性的狂欢，所有人都有种朴实的快乐，很多市民骑着自行车，互相打着招呼，公交车停运了，人们站在车顶笑着呼喊。我有时候想会不会是记忆改写了事实，是不是青春荷尔蒙的美化作用，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还特意去查了资料，翻看了当时的视频记录，视频记录里面，人们流露出来的眼神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快乐和期望。这种纯粹的集体性快乐带给我的震撼非常强烈，而当时的我身处其中或许并不会意识到，这样的快乐可能是没有办法复制下来的，而那个时刻终究会在以某种方式给曾经身处其中的青年人身上留下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