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上，陈思和、陈晓明、谢有顺等多名评论家与林白、东西等12名广西作家齐聚。作家王安忆发现，长期以来，不少作家都是在普通话的框架下展开写作，“普通话里的动词很缺，而不少方言善于把名词动词化，把形容词动词化，这给文学书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仓库，但我发现这些养料我们只调遣了一点点，这是很可惜的。”在她看来，故乡特有的地理环境、本土民俗特色，哪怕是别具一格的方言语调，都是作家血液中流淌的文学基因。

方言叙事，迂回之后，感知世界的全新文学方式

从鲁迅的绍兴鲁镇、老舍的北京胡同、沈从文的湘西边城，到贾平凹的秦岭商州、莫言的高密、毕飞宇的苏北王家庄、苏童的香椿树街等，这些精神原乡，对作家的成长和塑造起着关键作用。陈思和与作家林白讨论过：一个作家与民间的关系，首先就是从语言上来认可的。方言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感知和表达世界的方式。

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恰是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共生地带，语言文化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白一代、东西一代壮年作家力作不断，李约热、朱山坡、田耳、凡一平、光盘、刘春、陶丽群、小昌等青年作家崛起，陈谦、映川等海外华文作家影响日新，让“桂军”成为当代文坛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中，地处边缘、文化繁复造成的语言特殊性很醒目——广西方言之多堪称全国之最，光是流传较广的不同区域方言就有粤语、客家话、壮话、平话、瑶话等，体现出多元杂交的语言优势。

耐人寻味的是，作家对于语言资源的开发往往要经历迂回的过程，并非“信手拈来”。写过《一个人的战争》《万物花开》等代表作的林白，语言色彩热烈绚烂，她坦言，“小时候羡慕广播电台里的字正腔圆，此前30多年写作生涯都用普通话思维写作”，直到最近两三年，她才开始意识到，普通话作为单一的文学语言不够丰富、甚至有可能对文学多样性造成伤害。

乡土语言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包括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风俗等，彰显出旺盛生命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上海作家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的成功之处，某种程度上正在于他为沪语方言书写的弹性探索打造了样本。必须承认，“把方言筛选改造成文学语言的同时，又保留野蛮原始的‘方言力’，这个平衡很难。”林白试过把“什么”，改写成方言“乜嘢”，但放到文本里就很怪。

作家陈谦也发现，广西话里常见的“友女”，意思接近“闺蜜”，但要妥帖安置在小说语境中让读者理解却不容易，“只好作罢放弃”。

“写作根据地”不一定偏远蛮荒，而是凝结作家记忆和情感的所在

有学者谈到，不止是方言资源，地域书写中对特色民情、人文风味的运用，不能陷入一味的怀旧贴标签，或是停留于对乡土的浮光掠影描摹解嘲，这并不能带来具有开拓性质的书写。只有当地域文化的滋养，与写作者的个体经验结实地生长在一起，才能让彼此的言说更为有效，成为文学创造更具持久性的推动力。

评论家谢有顺认为，每个人写作要找到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熟悉的地域、物态人情能源源不断提供真材实料，这个“写作根据地”不一定是偏远蛮荒的山坳，而是凝结作家记忆和情感的地方。

比如，被评论界认为“有清醒文学原乡意识”的朱山坡，站稳西南边陲的小镇乡村，为民间人物立传著书，广西沉郁瑰丽水土滋养了他的文学领地，复杂人性在民俗文化背景上编织成形，汇成一幅诡谲幽郁而富有诗意的生命图腾。他在小说《风暴预警期》里，大量调动有关台风的素材，把小时候对暴风雨的记忆画面融入创作中，“两广交界，台风频繁光顾，我从小对暴风雨尤其是台风感兴趣，地域特色赋予了小说神奇的气息，也使它充满了秘密。更重要的是，我讲述的不光是南方的故事，台风的故事，也是我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童年经验。”

也就是说，哪怕是威廉·福克纳所说的“像邮票大小的故乡”，都值得好好描写，一旦作家的人文地理空间，包含了足够复杂的当代中国经验，即使写一辈子，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以作家李约热为例，他的小说背景多是桂西北“野马镇”乡野之地，灰暗基调上蒙上了一层奇诡的艺术色彩，无论是《涂满油漆的村庄》还是《龟龄老人邱一声》，作品都以略带夸张幽默的现实主义笔法描写了“野马镇”众生相，扎根泥土的乡俚俗语般白描，富于个性化的朴素细节，对乡村伦理的挖掘体认，使他的作品体现出不一般的宽度和深度。

“地方性并不是空洞的，它包含了这个地方的经验、语言、记忆。通过文学了解一个地方的风情，认识当地人如何生活，他们灵魂的形状又是如何的，这种写作的地方性意义值得肯定。”谢有顺说，写作在尊重人类已有艺术遗产的基础上，总要再寻找开掘出属于自己的一条细小路径。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山势和语言，不同的面部表情和心理情绪，它必然造就千差万别的地域色彩。作为技巧和手段的地域，没有理由不被创作者大张旗鼓地打捞起来。

文学应该永不厌倦地寻找“差异性”，在作家朱山坡看来，“没有必要将自己折腾成‘全国性’作家。在文学的版图上，南方依然是南方。南方的经验、南方的腔调、南方的气息，构成了南方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在文学里这些东西生命力无比强大。”

他们眼中的文学原乡

凡一平：从桂西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13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40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环抱的村庄，就是上岭。它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我16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就在这里。对我来说，家乡是我生活过的最净洁的土地，我最纯真的岁月也是在那里度过的。2013年创作的《上岭村的谋杀》是我正视自己生活的土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使我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心灵的救赎”是指我以往的小说或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让我无愧的农村生活。而我现在的笔触调转了方向。我回来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上岭村编年史》是我延续“艺术跨越”和“心灵救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

朱山坡：我生长在南方以南，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知道北方在哪里。在我的想象里，北方意味着雄浑、辽阔、古老、强悍和摧枯拉朽。有时候也希望到北方生活，将北方融化在我的身体里，用北方的腔调写作，把自己变成面目模糊的“全国性”作家。但我清醒地知道，这是徒劳的。有些东西是流淌在血液里的，隐藏在基因里的，无论怎么努力，我也变不成一个地道的北方人。随着交汇融合加深，南北差异越来越小。但在文学的版图上，南方将依然是南方。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坚持“在南方写作”。我将乐此不疲地把残存在血液里的南方基因植入我的作品里，让它们繁殖、扩散、裂变，让每一个文字都变成一棵树、一根草、一滴水、一只鸟、一头小兽，映入你的眼帘，撞击你的心扉，让你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哦，这是南方！”

田耳：广西的作家之所以风格如此明显，和别的地方差别在什么地方？这里人们口头表达相对较弱，到了广西后，你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沉默，这种沉默是发自天性的，那种孤独感是完美的。广西作家的个性由此而建立，他们总是从沉默中生成表达的个性，他们的写作总是要排除某种表达的障碍。